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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 上世纪90年月，历史地理学者朱祖希连续5天在《北京晚报》发文，首次明白提出了这一昵称。 北都城的故事，从永定河边的一个渡口起头。 择水而建本是城市生长的天性，可这条母亲河却与乡村落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从舆图上看，永定河并未如平常河流般“穿城而过”，而是“绕城而走”，乡村落在其左岸的地皮上向西南不断拓展。历史如斯开展，与这条河恣肆不羁的“脾性”无关。--> 自年龄战国以来，乡村落的主体水源从未离开过永定河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水系，它像毛细血管般浸透进城市肌理，奉送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 曹魏时期，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以及车箱渠就已涌现了。此后，金代开金口河，明清没有断加固堤防，人们试图变水害为水利，摸索河流与乡村之间共生之道。但这绝非易事。 因河建城 “北都城多少千年生生没有断，是谁哺育了它？我感觉是永定河。”朱祖希以数十年为古都寻根的研讨为证，作出这样的判断：“没有永定河水的滋润、流淌，就不会有北都城的今天和今天。”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是中国古代乡村选址与水利布局的经典准则，也解释了北都城最后的位置。 永定河冲刷出的冲积平原与孕育的天然湖沼，给北都城的起源提供了丰沃的自然基底，而水陆交通线的穿插点又最易从聚落突起为都会。实际上，卢沟古渡四周与西山距离没有远，又有临河之便，理当做为都会开展的理想终点。 但事实却不尽然。夏秋众多成灾的永定河，迫使古人不患上没有另觅他处。 “就像母亲孕育孩子，永定河对于北京的滋润在晚期体现得更为直接。”北京市社会迷信院历史钻研所副长处、副钻研员王洪波指出，正在商周期间，古永定河出山后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经过今天的八宝山之北、前门向西北流，而南支则经过今卢沟桥也向西北流，两条支流汇合于今马驹桥附近，在两河之间的一处长形洼地上，诞生了北都城最早的模样——蓟城。 如今，在广安门外的北京滨河公园内，有一座蓟城纪念柱，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建，正面上方镌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题的16个汉隶年夜字：“北都城区，肇始斯地，当时惟周，其名曰蓟。” 据侯仁之论证，三千年前的蓟城，便是依托莲花池水系发育起来的。而莲花池源自永定河的故道，又吸收了它源源没有断的公开水补给。 除了水源，永定河道域的森林，也为都会扶植提供了少量的燃料、建材。不过，与孕育并存的，另有威胁。今人发现永定河流量年际变化年夜，极易改道泛滥，到了魏晋期间，人们开始迈出改造永定河水系的第一步。 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年夜型水利工程，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彼时，驻守幽州的镇北将军刘靖正在实地考查永定河流势后，在石景山左近的永定河分水处营建戾陵堰，并开挖引水口和车箱渠，将河水东引，作为蓟城四处农田的主要浇灌用水。 这是一项极其宏年夜的工程。据《刘靖碑》纪录，戾陵堰的堰体布局是用装满年夜块卵石的荆条笼陈设而成的，高一丈、货色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因正在戾陵左近而患上名。在河流北岸又营建水门，门宽四丈，还建造了十丈长的帮助水坝。碰到山洪暴发时，大水就顺着拦水坝向东泄流，而水流陡峭时，河水就从水门向北流入渠道。 一组数据更能申明书革新带来的变化：每一年可灌溉农田两千顷，合计浇灌地区高达一百多万亩。充足的水源将旱田变成水田，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但这并未变动永定河“善淤易决”的特性。戾陵堰修成之后，曾屡次毁于大水。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六月，又是一场洪水，冲垮了四分之三的戾陵堰。 昔时，刘靖之子刘弘率领两千将士，复建河堤，制作石渠，修复拦水坝，整治水闸门，用几个月的时间，复原了戾陵堰以及车箱渠。史料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修复以及改造这项工程时，诸部贵爵主动派人助役，很多老国民也自觉到工地参加劳动。 200多年后，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也重修过戾陵堰，将这项水利工程的规模进一步拓展。 冲垮、重修，再冲垮、再重修，在尔后的近一千年里，永定河水循着戾陵堰与车箱渠的头绪流淌，滋润着两岸百姓。 “金口”难开 到了金代，古车箱渠成为了“引永定河以济漕运”的大胆实验。 事实上，永定河的航运价值并不高。王洪波感觉，买通永定河上上游航道几乎不克不及够。它的水质变化大，夏秋暴跌，冬春浅涩，河水多泥沙，善淤积，河道不顺畅，另有些河段坡降太大，水流湍急，难以行舟。 那为何要尝试开辟它的漕运功能？由于城市的性质迎来了微小转变。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正在辽陪都南京的基本上扩建而成，由此开启了北京成为国家正式首都的历史。 各路、府、州、县剥削的赋税、粮食都要集中到中都，以满足皇室以及宏年夜的国家机构、官员、军队等对于大量财产以及粮食的消耗。 事先，山东、河北的食粮能够由运河运至通州，为明白决从通州至都门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金史·河渠志》复原了当时河道的实在环境：“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没有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于是，引永定河以补运河水源缺少成为了破局之法。 年夜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将永定河挖开了一个口子，并配置水闸，将河水引向北边的麻峪村落，利用一段车箱渠故道东行，在半壁店邻近脱离故道流向西北，经玉渊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护城河，向东流经明天的群众年夜会堂南、北京站南，再向东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 没有意料到的是，水通了以后，却无法行船。因西部阵势高，水流湍急，其实不实用于漕运，所开金口河未能充裕施展感化，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相上奏称，石景山金口闸的阵势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尺，倘若遇到洪水暴涨，有人如果乘隙做好事，危害极大。而如果完全阻塞它，本来所种植的稻田便会受到影响，或者许可以重修多重水闸，同时在河岸上设置管理防汛物资的官员，以增加祸患。 当永定河洪水间接瓜葛社稷安危时，它所能实现的其他服从就显患上无足轻重了。仅过了16年后，“金口”便被完全堵上。 “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都门，而价贱矣！”金世宗的感叹里，藏着对于水路畅通的急迫等待。 不过，失利只是历史的全体注脚。当金口河的闸门落下，人与河道的对于话才方才入部动手。 再开“金口” 金世宗没能想到，本人亲手堵上的金口河，会在元代被再度开启，还乐成使用了近30年。 公元1264年，忽必烈下诏定都燕京，仍称中都，1267年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另建新城，他向全国征调工匠，一场年夜范围建都工作开始了。 “金中都城位于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西南侧，因阵势低洼，时常发生水灾，无益于年夜规模地扩建新的都城。”王洪波指出，元多数的布局转而依靠同样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高梁河水系作为城市供水，这一水系也成了多数的性命线。 制作一座新城，须要年夜批的修建材料，为处理运输问题，元朝将眼光再度投向了金口河。 “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多片刻，其利不可胜计。”那时的都水少监郭守敬给予了一度失利的金口河极高的评估，他以为如果从新勘察河流的遗迹，让河水从头畅通，向上可以带来西山的物产之利，向下能够拓宽京畿地区的漕运通道。 1268年，金口河再次被挖掘，负责河渠事务的官员恰是郭守敬。他并非简单重复前人所为，而是挑选革新闸门，在金口西边预先开凿减水口，使水从东北汇入年夜河，以防止涨水蓦地涌入而形成祸患。 这一次，金口河的性命被耽误到了30年，正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这也象征着它与年夜水的妥协继续了30年。 年夜德五年(1301年)，北京地域浮现了连续两个月的阴雨，永定河水位暴涨，郭守敬怕年夜水失控危及都城，最终用砂石和杂土将金口下游的河道完全堵塞。 但金口河并未就此寂静。元代末年，又有官员倡议开金口河，并开挖一条新河，引西山金口水向东流至通州南方的高丽庄，如此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此时距离郭守敬关闭“金口”已经以前40余年。 过后，面临前车之鉴，左丞相许有壬激烈阻挡，“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幸运于万一？若一时乐成，亦没有克不及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他感觉如果此水可用，现在郭守敬何必远取白浮之水？ 后来，新河还是在正月动工了，于四月初挖成，因水流湍急凶猛，无法行船再度告终。许有壬口中提到的“白浮之水”则是郭守敬为处理漕运瓶颈的另一种尝试。 因为“金口”存在隐患，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通惠河，引白浮泉及西山诸泉先西行再南折，沿山麓绕过沙河、清河河谷，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最终经高梁河注入积水潭。这一设想巧妙利用山麓地形，经过分段设置水闸调理水位，既保障了漕船通行，又为多数供给了稳定的水源。 而在河流的另一端则是全然分比方的风景。 为了给首都供给建材与物质，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林木被少量砍伐，所剩无多，加上气象变化，上游河床泥沙重年夜淤积。到了明清时期，与永定河的对于抗也到达了顶峰。史估中邃晓记录，明代永定河水灾危及北都城的次数高达19次。 为根治永定河水灾，清代将永定河的管理制度化，形成为了较为成熟的形式，康熙帝更是直接赐名“永定河”。然则，到了晚清时期，全部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永续安宁”的美好愿景，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患上以实现。 不止是戾陵堰、车箱渠、金口河，另有更多年夜巨细小的水渠，散落正在两岸，形成为了一部人与河流对于话的开篇。城与河的相处，一直没有一劳永逸的顺从，而是在连续的互动中，不断探访着共生的均衡点。 平常，都会照旧在永定河左岸生长，而金口河故道上，车流仍旧来往不断...... 【编纂:刘阳禾】
结果表明，应付，中新网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 王恩博)以后，以年夜数据、野生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能正深入重塑金融业态。以“相濡以沫互助成长——共探数智生态赋能养老金融之路”为主题的第四届银行保险合作生长论坛克日正在北京召开，预会专家指出，银行保险机构亟须经过数据同享与生态协同，拓展养老效劳与财产治理新路径，独特应答时期变局。--> 年夜师保险团体党委副布告、总司理孙先亮在会上表示，银保合作已经从繁多的保险代销，走向涵盖...
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水泵，是泵站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玉成体，经过历程“负压吸水、压能输水”的任务道理，突破“水往低处流”的天然法则，实现 “水往高处走、水按需走”的野生调控。正在淮河治理与南水北调的宏伟蓝图中，“亚洲第一泵”皂河抽水站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是淮北平原的水利 “安全阀”，更是保证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顺畅运转的 “黄金支点”。--> “平安阀”+“黄金支点” “亚洲第一泵”的时代印记 皂河抽水站是淮河流域治...
中新网海口9月27日电 (唐璐璐)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27日发布通告，受今年第20号台风“博罗依”影响，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停运，具体如下： 1.9月27日进岛列车Z385次、K457次停运；出岛列车全部停运。 2.9月28日进出岛列车全部停运。 3.9月29日进岛列车Z8007次、Z111次、K511次、Z501次停运；海口始发出岛列车Z386次停运。--> 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退票费。若为现金支付或已打印报销凭证，需在退票后180天内(含当日)，持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窗口交回报销凭证，领取票款。(完) 【编辑:刘阳禾】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